摘要:受益人变更行为之性质，应为单方法律行为。在受益人变更的形式和生效问题上，我国《保险法》的规定存在歧义。关于变更行为的形式，应采形式自由原则，遗嘱可以作为变更的形式。关于变更的生效时点，由于变更行为系属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应自变更行为发出之时生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采取通知形式的，于通知到达保险人之前，不得以此对抗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变更行为效力待定，但被保险人未及同意已死亡时，应推定变更行为无效。

 

      关键词:单方法律行为，变更形式，变更生效，变更效力

 

      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然而，关于保险受益人变更的问题，无论是变更行为的理论基础，变更形式、变更时点，还是变更效力的问题，理论界均缺乏深入研究，以致不能正确指导实务中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以利完善我国的受益人变更制度。

 

      变更行为之性质与受益人变更之方式、时点、效力等规则的具体设置密切相关，为后文研究之基础，因此，在探讨具体制度之前，有必要对变更行为的性质进行分析。笔者以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于性质上应为单方法律行为。

 

      所谓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根据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无须再有他方当事人同意就可以成立。”单方法律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处分自己权利的单方法律行为；第二类，为他人设权的单方法律行为；第三类，行使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权利的单方法律行为。无论哪一类单方法律行为，其典型特征是无须他人同意便可以发生法律效力。

 

      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无须任何人同意。其原因在于，无论财产保险亦或人身保险，保险合同之保障对象均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理应成为享有保险合同利益之人。保险给付请求权应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其实质是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授予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作为权利主体，被保险人当然有权通过自己的行为达到自己希望获得的法律后果，并不需要他人同意。

 

      我国《保险法》允许投保人变更受益人，但其变更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则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是否单方法律行为?对此，笔者对此作肯定回答。需要他人同意方能实施的法律行为，并非均为双方法律行为或多方法律行为，台湾著名保险法学者江朝国教授认为，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之权利，源于被保险人之隐蔽性授权。被保险人对投保人变更受益人之“同意”，便是被保险人对投保人的授权。投保人并无独立之变更权，其所行使之变更权，实为被保险人之权利，变更行为之后果亦应归被保险人承担，因此，投保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与被保险人本人的变更行为本质上并无差异，均为单方法律行为。

 

      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是否需要经保险人同意?保险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无须经保险人同意，但也有学者认为，为了防止道德危险，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须经保险人同意，然而，如变更受益人须经保险人同意，不无过分干预被保险人处分自己权利之嫌，况且，现有制度亦能有效防控道德危险，法律将变更权赋予被保险人，由被保险人自己决定受益人选，被保险人决定变更受益人时，自然会考虑新受益人的道德危险因素，这也是保险法中最常见的防范道德危险的方法，无须假手保险人同意以防范道德危险。

 

　　在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是否须经原受益人同意的问题上，由于我国立法采取变更的“直接主义”，故而，通常情形下，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不须经原受益人同意。所谓受益人变更的“直接主义”，是指“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可以依法变更受益人。”换言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声明抛弃处分权的，其可以自由处分保险金请求权，不经受益人同意对受益人进行变更。通说认为，我国采取了“直接主义”这一通例，因此，除非被保险人声明不再变更受益人，否则其有权行使处分权变更受益人，并且不经受益人同意。

 

　　综上所述，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不须经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同意，而投保人变更受益人，虽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在本质上，其变更行为与被保险人本人的变更并无差异，亦无须其他主体同意，二者均属处分权利的单方法律行为。

 

 

(一)现行规定的文义解释:强制书面形式的疑问

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此规定是否强制要求变更受益人采取“书面形式”，学界多持肯定态度，“从该条的字面意思理解，法律要求变更权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保险人作出通知。”“受益人的变更属于要式条款，即仅有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尚不够，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应书面通知保险人。”瑏瑡�炚庵掷斫饨�法条的文字分为两个部分:“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和“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变更受益人须书面通知保险人”。确实，在法条中出现了“书面通知”的字样，因此，将本条规定的变更形式理解为“书面形式”似也无可厚非。

 

　　不过，对本条规定的变更形式，似乎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本条并未规定必须书面通知，而是规定可以书面通知。这种理解将《保险法》第41条的“可以”作为“变更受益人”和“书面通知保险人”的共同修饰成分，使法条分为两个部分的内容:“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和“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可以书面通知保险人”，这样一来，书面形式就不是变更受益人的必须形式了，而是一种示范性的变更形式，法律并不强制被保险人一定遵行。

 

      由于语言表达本身的模糊性，单纯从字面意义看，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理解的正确性。但是，合理的理解只能由一种，笔者以为，第二种理解更具合理性，以下从法律行为的要式性方面展开论述。

 

      (二)变更行为作为要式行为:必要性的欠缺

      受益人变更行为是否需要强制采取书面形式，须从行为形式自由与行为形式强制两方面论述。法律行为以不要式为常态，通常采取形式自由原则。在法律发展的早期阶段，法律行为采取形式强制原则。罗马法时期，形式强制已经出现了松动，现代民法采取形式自由原则，“无论以何种形式，只要将意思宣示于外部，意思表示即可有效成立。发出意思表示既可用口头的话语，也可用书面的文字，还可使用电子脉冲或灯光脉冲及其他信号，只要他们具备可资识别的意义即可。”

 

　　不过，法律为了实现某些目的，在例外情形下，偶尔也会实行形式强制，要求法律行为采取特定形式、例如书面、认证、公证等。台湾学者王泽鉴教授将法律行为形式强制的理由或目的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达到警告目的，使当事人了解其法律行为的意义及利害关系，避免仓促、轻率的决定；第二，保留证据，以便确定法律行为是否成立及法律行为的内容；第三，确保一定法律关系的公开性，尤其是不动产交易的公开性；第四，促进一定债权的流通性，特别是有价证券。通常，法律行为如不符合上述理由或目的，便不应对其形式加以强制。

 

　　受益人变更行为不符合上述强制之理由，故不应对其形式进行强制。首先，变更受益人无须法律强制警告。在被保险人决定对原受益人变更，以新的受益人取代原受益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对新受益人的选择一定深思熟虑，其不仅要考虑为什么原受益人不再适合，还需要考虑新受益人接受保险金可能带来的道德危险，甚至可能招致生命危险。在被保险人对变更行为已经认真考虑的情形下，无须法律通过强制形式对其加以警告。其次，变更行为只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无须特别通过法律强制的书面形式保留证据。正如债权转让合同不需要法律强制合同的形式一样，变更行为并不特别，没有理由要求法律为其作出特别要求，只须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即可。并且，法律如强制为了保留证据而对形式进行强制，势必限制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意思表示的表达方式，在一个对保险尚不熟知的国家尤为如此，其可能导致许多变更行为因形式问题而无效，从而违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真实意图，其可行性似可疑问。再次，被保险人无须对外公开变更受益人的法律关系。公开法律关系，在民法中主要是公开物权关系，特别是不动产物权关系，由于不动产物权的高价值性，必须对其采取公示公信原则，在债权和其它领域中则不存在公示法律关系的问题，显然，变更受益人并不关涉物权关系的变动，因此也无须对外公示；最后，变更受益人的行为无关促进债权流通的问题。所谓促进债权流通，主要是有价证券的流通，例如票据流通，只有采取背书的要式方式，才能保证流通的安全性，并进一步促进流通。保单虽属有价证券，但变更受益人行为并不是转让或质押保单，也就不涉及债权的流转问题。

 

　　据上所析，法律行为以形式自由为原则，以形式强制为例外，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不符合法律强制之理由或目的，因此法律不应强制其采取书面形式。对此，日本《保险法》第43条规定“保险金受领人的变更通过对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实现”，并未要求“书面通知”。德国、韩国、意大利、我国澳门地区的保险法律也并未强制采取书面变更方式。

 

      理论上，法律不应强制变更行为采取书面形式。不过，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保险审判实务中一直都存在以遗嘱方式变更受益人是否有效的争论，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加以澄清。

 

      (三)遗嘱变更:否定论之批驳

      关于被保险人是否能够以遗嘱的方式变更受益人，美国的主流学说持否定态度，在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持否定态度，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下文拟就美国和国内的否定论加以批驳。

 

      在美国，通说认为遗嘱不得变更受益人。主要理由有二:其一，“现代保单对于变更手续都有详细的规定。在大部分情况下，保单持有人既然有能力立遗嘱，自然也就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来履行保单规定的变更手续；不按规定来变更，单凭一份协议就想达到目的，这显然不行。”其二，即使被保险人在遗嘱中另行指定了受益人，但在死亡发生之时，受益人已享有保险金的既得权，因此，被保险人遗嘱中关于转让保单或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都是无效的，被保险人已无权变更受益人。

 

　　美国否认遗嘱变更受益人的理由值得商榷。针对美国通说的第一个理由，笔者认为，部分遗嘱在被保险人临终时出立，此时，被保险人已经没有能力按照保单规定的程序变更。即使被保险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以遗嘱的方式更换受益人，在我国也并不令人诧异，因为，我国被保险人对保险产品的了解不若美国深厚，绝大多数被保险人并知不道法律已经示范性地规定了变更受益人的形式，对格式保险条款中规定的变更程序和变更方式，也不会有太多了解，在被保险人不了解的情况下要求其遵照一定的形式变更，从而否定其遗嘱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乃属不教而诛，显然有失公正；针对美国通说的第二个理由，笔者认为，于被保险人在遗嘱中更换受益人时，变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必然于被保险人死亡之前发出，根据意思表示理论，变更行为应先于被保险人死亡而生效，此时原受益人对保险金并未享有既得权，变更行为应为有效行为。

 

　　在我国审判实务中，法官对遗嘱能否变更受益人存在争议，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主流观点是，遗嘱不得变更受益人，其主要理由除《保险法》第41条规定变更受益人须书面通知保险人外，尚有两点:其一，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不得以遗嘱方式处分。“保险金不同于遗产，遗嘱人(被保险人)通过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保险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二，受益人的变更属于保险合同内容的变更，被保险人在遗嘱中重新指定受益人只是发出了要约，在保险人承诺之前，受益人不得变更。“投保人变更受益人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要约，保险人只有对这种要约做出承诺，保险合同有关变更内容才能生效。而遗嘱要约是不完整的，没有经过保险人的承诺，当然它不应该产生法律上的效力。”

 

      遗嘱不得变更受益人的三个理由亦不足取。其一，遗嘱当然可以处分遗产，但是，通过遗嘱处分的，并不一定全都是遗产，也可以是其他权利或利益。被保险人处分的，是保险金请求权，只不过采取了遗嘱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能够表达实质内容——变更受益人的真实意图，便不应以形式否认实质，而应当承认变更行为的有效性；其二，被保险人的变更权属于形成权，形成权的特征是，对方当事人必须接受权利的结果而不参与决策，如果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尚需经保险人承诺，显然与其特性相违背，而在笔者看来，变更权作为形成权的坚挺地位，目前毫无动摇迹象。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赞同遗嘱可以变更受益人的观点。

 

       (一)变更行为生效之观点:批注生效说与通知生效说之评析

 

      关于变更行为生效的时点，目前有批注生效说与通知生效说两种。

 

　　批注生效说，顾名思义，是指变更行为自保险人在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上作出批注时生效。保险实务界人士多采此学说，认为“对于受益人的撤销、变更、必须征得保险人的同意，要及时向保险人作出通知，经保险人批注后才生效，不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单方用口头形式变更受益人，也不允许单方通过书写的方式变更受益人。”采取此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我国关于变更受益人的程序属于强制性规定，《保险法》第41条“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其中“应当”二字表明该规范的强制属性。

 

　　批注生效说已经遭到了批判，学者认为其严重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实质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我们也可以从我国《保险法》第41条的规范不应视为强制性规范的角度进行分析。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应为某种行为的规定(不得不为规定)，③其标志是法条中包含有“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字样。如果从标志来看，《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变更程序似乎应当为强制性规范。但是，正如学者所言，“‘应当’所提示的法律规定，并非总是强制性规定。”判断强制性规范的标准之一，乃是该规范的调整对象，“只有调整当事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的规范，才属于强制性规范。”亦即，强制性规范出现在调整私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私人与国家利益的规范之中，在这些规范中如出现了“应当”、“必须”等字样的，才可以称得上强制性规范。“如果某一法律条文对应的法律规范所涉及的利益冲突，只是涉及法律关系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这个法律条文所对应的法律规范一般都是补充性的任意性规范。”我国《保险法》第41条所涉及的利益，仅仅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之间的私人利益，因此，很难将其认定为强制性规范。再者，我国《保险法》第41条规定的“应当”也只是在被保险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后，保险人“应当”采取批注的措施，但是，如前所论，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即使不采取“书面通知”的形式，变更行为依然是有效行为，在被保险人不采取“书面通知”的情况下，也就很难适用《保险法》第41条中关于“应当批注”的规定，据此，我们认为，《保险法》第41条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批注生效说因此丧失了理论依据。

 

　　通知生效说，是指变更行为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变更事项通知保险人后生效。该说认为，变更行为自变更人书面通知后即可生效，即使保险人忘记或迟延批注也不影响变更行为的效力。其理由是，变更受益人是被保险人的权利，并非是与保险人协商合同内容，因而无须双方达成一致，保险人的批注行为也不产生同意变更的效力。批注既非保险人的职务行为，也非为保险人的利益而设的行为，只是对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履行了通知义务的一种证明。

 

　　通知生效说对批注生效说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其本身仍有不合理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并非所有变更行为均需通知保险人。如前所论，遗嘱应为变更受益人的一种有效方式，在遗嘱变更受益人的情况下，遗嘱人对受益人的变更，往往不会通知保险人，然而，我们不能否认遗嘱变更的有效性。变更行为固然因通知而生效，但不通知未必不生效，由此可见，通知行为不是变更行为生效的必要条件；第二，通知生效说未能界定变更生效的具体时点。通知生效说将变更生效的具体时点界定为“通知后”生效，但“通知后”是一个笼统的时点，既可以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发出通知时，也可以是保险人收到通知时，还可以是保险人批注时，笼统地界定变更生效的时点，无助于解决实务中的问题。

 

　　变更行为究竟何时生效，需要借助意思表示理论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