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中心金融保险网--案例研究

首页国发中心保险学人动态报道保险理论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案例研究教育培训检索中心 BBS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全国首例醉酒交通肇事保险赔偿案

孔令学王伟郑方敬中国人民银行

　　摘要：醉酒交通肇事保险公司免赔似成惯例，反射出我国金融消费者在权益保护方面的弱势地位和认识误区。近期济南两级法院做出的全国首例醉酒驾驶交通肇事判决保险公司赔付案，彰显了金融司法监管的威力，并为如何创新监管体系以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金融交易公平化提供了理念上的启示。

　　关键词：金融保险，消费者权益，司法监管

　　一、引言

　　投保人和保险人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交易双方就形成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一种金融消费合约。从消费的角度看，投保人购买保险单，保险受益人依法享有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金融消费者不仅包括具体明确的保险受益人，也包括潜在的其他消费者，比如交通事故受害人等。

　　基于金融的特殊性，我国金融消费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多数学者倾向于将金融消费的范围扩大到投资领域，即“为生活或投资需求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法规所确认的，“消费者在金融消费领域所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损害赔偿权等。本案例重点探讨的是自然人金融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虽然我国金融业已从传统的垄断行业逐步改革发展成竞争性行业，但总体上看，随着“金融机构地位的日趋强势，导致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层出不穷，对这一群体提供的法律保护力度却相当孱弱”(吴弘，2009)。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消费的形式已从单一的银行存取款向支付、理财、投资、融资等多元化交易延伸。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交易双方实力悬殊。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双方实力的不平等制约了公平协商的空间：金融机构多利用格式条款、免责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转嫁自己的风险；消费者对于此类合同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既应是金融监管机构的主旨所在，也是促进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在追求金融安全和效率的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监管机构侧重于金融风险监管与经营合规性监管，金融机构则以效益为第一诉求，两者都会有意或无意忽略金融消费者作为特殊消费群体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发生的ATM跨行收费事件，保险营销人员不当承诺案等都是直接的例证。现实中保险公司片面强调保险责任的免除而忽视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多年来保险机构在醉酒交通肇事案中的免责行为便突出地反映了金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

　　在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尚未从制度上、理念上真正支持金融消费者利益诉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公平最后保障的司法机关以个案判决，来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近日，济南市、区两级人民法院对一起醉酒驾驶交通肇事案的判决，就颠覆了保险业潜规则，破解了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认识误区，一时成为媒体和舆论宣传的焦点。这个判例，也带给我们有关金融企业经营宗旨和社会定位，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的关系、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如何建立和创新等问题的思考。

　　二、金融消费者维权与保险公司免责的利益博弈——赵某案例

　　(一)案件事实

　　2007年7月，济南市民任某驾驶旅行小客车将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赵某撞倒，造成小客车损坏，赵某受伤。济南交警经勘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任某酒后(抽血检验为醉酒驾驶)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赵某在路段上横过道路，且未在确认安全后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事故中，赵某受伤，当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赵某住院治疗47天，共支付医疗费20623.1元，任某在赵某住院期间向其支付医疗费11000元。医疗机构向赵某出具“出院证”，注明需出院2周时来院复查，休息3个月，避免重体力劳动半年，术后8个月时视情节取出内固定。后双方就赔偿费问题协商未果，赵某诉至法院。

　　(二)法院一审情况

　　一审期间，原告赵某除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外，还向法院提出了以下主要诉讼请求：(1)由任某依法赔偿自己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等相关费用；(2)由任某所在单位，也是车辆所属单位承担共同赔偿责任；(3)由为肇事车辆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任某、任某所在乙公司和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依法均应承担赔付责任，遂做出以下主要判决：1、任某、任某所在乙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赵某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补助金等计53406.82元；2、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对上列任某所在乙公司的赔偿责任在医疗费8000元、伤残赔偿金50000元的限额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三)法院终审情况

　　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未对任某醉酒驾驶做出表述和认定，而且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及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依法不应对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进行赔付，遂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必须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初衷和目的是为了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及时依法得到救治和赔偿，化解社会矛盾。而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并没有排除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因为司机酒后肇事这种情形，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很可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相违背，不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故此，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逻辑盲区和从业误区的法律矫正：对赵某案件的法理评鉴

　　按照保险业界通常的做法和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常识习惯，肇事机动车驾驶人、交通事故受害人及保险人存在以下的逻辑盲区和从业误区：

　　作为机动车驾驶入，已普遍认可“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法律规范，既然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那么“酒后开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赔”也在情理之中。基于此种认识，一旦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即使已投保，机动车驾驶人一般根据情节的轻重采取诸如以下的几种做法：一是送伤者入院，但私下协商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和医疗费用；二是因恐惧或出于主观故意肇事逃逸，逃避责任追究；三是找没喝酒的亲戚朋友顶替，躲过酒精检测；四是等待交警处理，由交警协调进行赔偿或诉至法院裁判赔偿事宜。无论何种做法，如果没有保险公司先行赔付或垫付，单靠机动车驾驶人或车辆所有人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即使他们积极配合有时也无法保证受害人会及时得到救治，更不用说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既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件引发恶性纠纷的主要原因，也是设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主要目的。

　　作为交通事故受害方，在致害人属酒后驾驶的情形下，往往面临醉酒驾驶人因责任加大倾向于选择逃逸、保险公司因执业习惯而选择不予垫付、医院因资金不到位不愿全力施救的遭遇，这些都会直接损害受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另外，受害人除承受身体和精神损害外，还可能自行承担财产损失。即使如此，受害方考虑到保险公司不会受理案件，一般只会向肇事人及其所在单位索赔，如果肇事人没有经济能力或拖延支付相关费用，则受害人将面临尴尬无助的境地。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它既承担着分担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又有着追求经济效益的自利诉求。如果没有强制性约束，自利诉求就成了首要的选择，其结果是保险公司一方面预收了保费，成为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当投保人发生交通事故时，自然会千方百计根据合同条款或人们的认识误区来规避承担保险责任。对于醉酒交通事故，由于约定俗成的从业规则和认识传统，很少有人会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致使保险公司最大的责任行使范围是垫付部分抢救性医疗费。

　　反观对赵某一案的审理，则是法院以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为依据，以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相关立法宗旨为基础，打破既有的公众认识与行业规则误区，在审判思维上做出的一次有利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突破。

　　首先，本案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于法有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据此，赵某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和相关条例的规定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也是理性的选择。一是保险公司不能接受一审法院戳破行业潜规则，这会对保险公司以后的从业带来潜在的冲击；二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只对醉酒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不负其他赔偿责任。不过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责任排除条件是“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本案中交警认定的事实否定了这个条件。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也没有排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保险公司可以不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法院判决符合法律条文与立法宗旨。本案审理过程显示，除受到传统执业误区的左右外，正是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垫付抢救费用”等条文的歧义性理解导致了保险公司上诉。虽然相关法律存在待完善之处，但正如前文分析，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与现有法律条文冲突之处，而且更契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和精神。当然，本案的肇事人及其所在公司应当也将是事故责任的最终买单者，酒后驾车必须受到应有的制裁，法院的审理只是敦促保险公司履行其应有责任，通过及时有效维护受害人的权益推动司法秩序、市场交易秩序趋向合理公平。

　　四、由维权到金融司法监管：对赵某一案的金融与社会意义分析

　　一起普通的醉酒交通事故，因受害人对保险机构的直接索赔和法院的支持而具有了不同于既往酒后交通事故处理案例的意义。

　　(一)法院的判决结果彰显了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审理逻辑

　　事实上，酒后交通肇事案件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交通管理部门对此类纠纷的调解、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均以保险机构免责告终。因此，济南市两级法院审判该案依据的法理、法规及其裁决结果，彻底颠覆了以往此类案件的审理思维，具有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多项积极意义。

　　首先，该判决结果是对立法宗旨的维护。机动车必须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立法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基于救急与人道主义精神，以法的形式强制机动车投保、强制保险人承担法定赔偿义务，及时有效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受害人的被伤害程度。反之，如果因为司机酒后肇事这种情形，就判决保险公司可免去责任，很可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强制保险两部法律的立法宗旨是相违背的。

　　其次，判决结果保障了弱势个体获得消费的权利。赵某在向致害方索赔无果的情形下向法院提出上诉，是弱势方争取其法定权利的行为。因为肇事车辆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事实上已为预期的保险消费者买了单。赵某非故意被该车撞伤，此时，便成了弱者和保险消费实际需求者，只有获得赔款才能完成消费，因此，法院判决保险赔款是对赵某应有的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和支持。

　　第三，该案的审判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公平性是市场交易可持续的基础之一，这个条件在金融机构及其消费者形成的交易市场中同样应当是必然的支撑要素。众所周知，保险机构赔率越低收益越大，当赔率为零时保险人收益达到最大化。但保险赔率如果依靠人为地规避赔款责任实现，则客观上损害了交易公平，侵害了保险消费者的受益权利。本案保险机构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对醉酒交通事故不负责任，不仅违背了有关交通保险法规的立法精神，而且破坏了市场交易中权责相对称的公平原则，其上诉得不到法律支持是应有的结果。

　　(二)败诉判赔可促进保险等金融机构逐步改变其服务不作为的执业理念

　　本案保险机构选择上诉主张其不予赔款的权利，实际就是金融服务不作为。由法理分析可知，保险公司履行赔款支出即是其法定责任，也是其应尽的金融服务。保险公司之所以不履行赔款义务而提起上诉，关键就是长期形成的执业理念作祟。不能否认，“可赔可不赔的不赔，该赔的尽量寻找免责条款拒赔或降低赔偿标准”等理念左右着保险人的执业行为，导致其应尽的服务不提供。

　　因此，本案的审判结果，将有利于矫正某些金融行业在服务理念、执业习惯等方面的错误认识，有利于促进其树立服务意识，改良服务条款，通过良好的客户服务而非通过片面的风险规避获得其应有的收益。以本案为例，保险机构应当依法主动向受害方提供理赔服务，然后积极向致害方追讨损失，通过良好服务形象的确立，赢得客户和社会公众的信任。虽然保险公司赔款后面临难以向肇事方追偿损失的风险，但保险公司完全可以依法另案追讨其应有权利，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向受害人先行赔款的法定义务。

　　(三)终审胜诉可有效激励金融消费者通过积极维权争取其应有的市场交易地位

　　事故受害人赵某敢于向原有的保险行业规则误区“说不”，说明了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而司法机关的支持则可以有效激励保险消费乃至金融消费者依法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逐步摆脱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交易中的弱势地位。

　　在既往的金融消费交易惯例方面，很大程度上由于金融消费者被动顺从金融服务的条款与行业规则，金融机构因而从中获得了单方制定交易规则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便利。并且，消费者的被动顺从与金融机构的强势是互为因果的不良循环关系。以醉酒交通肇事案为例，如果投保人、事故受害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向保险公司提起上诉，则保险公司自动免除赔款责任。

　　与赵某的行为不同，反观长期以来醉酒交通事故受害人不向保险机构诉求自己权利的被动默认行为，则深层次地反映了金融消费市场交易双方的地位不对等问题。其中的弊端之一便是部分行业垄断性占有资源并在市场交易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不仅涉案的保险机构如此，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高利差、低风险经营的银行机构也是如此。虽然近年来金融机构种类增加、竞争性渐趋增强，但金融业相对金融消费者的交易优势地位没有丝毫改变。金融机构享受巨大的存贷利差收益却未提供与之相称的产品服务，贷款、各类保险及其他各类金融理财产品的协议中存在诸多霸王条款，除大型企业外，中小企业与个体消费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长此以往，中国的百姓被迫形成了顺从、默认的消费心理习惯。正因如此，本案的判决，可以对普通金融消费者发挥觉醒作用，鼓励、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手段向金融机构主张自己的权利。

　　(四)消费权益最终由司法强制力实现反映出金融监管的盲区和体制弊端

　　由于醉酒交通肇事保险理赔没有先例，本案争议最终在金融司法监管框架内得到了解决，金融消费者的应有权益被迫由司法强制力裁决实现，这反映了常规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在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内，监管者与货币当局实际扮演的是维护金融业健康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而且监管机构的单位性质、收入来源也决定了其主要的监管服务对象是金融机构，理论与法律上也不太可能从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实施监管。以本案中保险公司的监管部门为例，保险监管的核心职能是对保险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管理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合法、健康运行。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对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纠纷，保险监管机构没有裁决权。

　　那么，没有合法的监督管理机构，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由谁保护呢?在本案中，受害人赵某向肇事人索取赔偿未果，向保险机构的管理机构争取权利无门，在现有的监管机制下，她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判决结果既是对受害人消费权益的保护，也从法律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实施了监管，而且这种监管在当前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下是必要的。

　　五、结束语

　　赵某对保险机构的追加索赔是一种金融消费维权行为，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个体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争议将日趋增多，这种争议全部由人民法院解决势必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消耗过多的司法成本。同时，司法机关承担国家司法审判职责，不可能过多地参与金融管理。因此，鉴于长期以来个体与机构间金融交易不对等，金融消费争议相对专业与复杂等特点，可考虑创新金融监管体系以实施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一金融监管体系创新来说，我们认为借鉴英美等国的经验，建立类似于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简称“FOS”)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署的专职机构是较为现实的选择。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职责上可以借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下属的消费者保护协会的职能，机构上可以归属于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以增强其独立性，同时应赋予其必要的调查权和仲裁权，促进金融交易公平化。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7期）

更新日期:2010/10/22
阅读次数:2663

上一条:

偶见保险人能否向承租人主张代位追偿权

下一条:

张玲邹文胜强制保险金能否先予执行

　【我想发表评论】　　　【将文本推荐给好友】　　　【关闭窗口】

孔令学王伟郑方敬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全国首例醉酒交通肇事保险赔偿案

关于我们

网站声明

联系我们

【Top】